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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彩票平台是怎么样的骗局-由我不是药神想到一段历史、一个人和A股下跌原因

2020-01-11 16:22:25 作者:匿名 热度:463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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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彩票平台是怎么样的骗局,“世界上只有一种病,就是穷病。”

这是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里,卖假药的江湖骗子张长林讲的一句话。

影片里,有人为了活着,在贫困里挣扎;有人为了赚钱,不惜自己或他人生命。

“命就是钱”的生命利益链上,患者、售假药者、药企、药监官员们,有钱没钱,都怕穷。

影片探讨生命和利益,有“药侠”陆勇和诺华的神药格列卫做原型,有钢管舞女郎,有《爱情公寓》里的男主,赚足了眼球和泪水。

有些回避或者含蓄表达的,是中国的药监体系,这可能比药品、药企更关乎国人未来。

说到中国药监体系,不能不提到一个人,一段历史。

他是中国医药监管体系的创建者、执行者、操纵者、曾经权倾医药两界的郑筱萸。

他是不服死、不得不死、新中国第一个被判死刑的省部级官员。

这段历史,关乎医药体制,关乎中国改革。

秘密而神速地被执行死刑

回放那段历史:

2007年5月29日,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受贿、玩忽职守罪判处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(下文简称“国家药监局”)原局长郑筱萸死刑。

郑筱萸被指在职期间,收受8家药品企业共649万元人民币贿款,因为玩忽职守,令部分药品生产企业使用虚假资料申报,但仍获得生产批文,当中有六种是假药。

一审判决直接对郑筱萸做出从严处罚:

以受贿罪判处死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,没收个人全部财产;以玩忽职守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。两罪并罚,决定执行死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,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

郑筱萸不服一审判决,上诉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。

很快,6月22日,北京市高院二审裁定:驳回郑筱萸的上诉,维持原判。

7月10日,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死刑。

审判很快,死刑执行得秘密而神速……

据《财经》杂志报道,7月10日一早,执行法官向郑筱萸宣读了执行死刑命令,随后,以注射死刑的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。

7月10日11时59分,新华网发布快讯称,郑筱萸当天上午已经被执行死刑。

在行刑前的遗书中,郑筱萸写道,“即使是天天做梦,也梦不到我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。在中国,因‘犯玩忽职守罪’而获死刑的部级高官建国以来我是第一人”。

神速处决的背后,是一系列关乎公众生命安全的重大医药事故相继爆发。

从东北“齐二药”假药到安徽夺命“欣弗”,从消费者叫苦不迭的“奥美定”到涉嫌携带丙肝病毒的“佰易”,“看病难”、“看病贵”、“假药害人”,药监失责犯了众怒。

似乎,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

郑筱萸也写到,“舆论却是一片的叫好声,大家咬牙切齿地鼓掌欢呼”。

他成为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,因腐败犯罪被判处死刑的第四位副部级以上官员。

此前三人,分别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、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和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。其中,成克杰亦由北京市一中院执行注射死刑。

改革的实验者和失败者

郑筱萸原来堪称是具有改革思想意识的中国最优秀的技术官员之一。

1944年出生的郑筱萸,是福建省福州市人。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,在浙江杭州有着23年的制药业从业经历。

1994年担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、党组书记。

1998年3月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后,出任国家药监局第一任局长。至2005年6月退休,位高权重7年。

当年,制药业界的境况可谓是乌烟瘴气,甚至有肮脏的黑手在药品原料中掺假。

郑筱萸在这种情况下引入了计算机管理系统,使自己的能力得到高度肯定。

他建议说:“要想保护国民,必须建立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(FDA)那样强有力的机构。”

中国政府接受了他的建议,将药品监管局升格为独立机构,2003年还把“食品安全”监督业务交给了该机构。

他大胆推行改革政策,制定了严格的药品管理规定。到他2005年卸任时,已经有2700家制药企业被取缔。

然而,这样一个人,却没能抗拒中国制药业界不顾一切的贿赂。

根据资料,当年改革者郑筱萸积极推行国际通用的GMP认证、针对药企的《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》。

多年来,郑筱萸的讲话和视察一半以上都在推广GMP。

检查标准是国家药监局统一制定的,制药单位在检查之前就接到通知,将各项指标量化之后迎接检查,而检查方式则是国家和省药监局共同出面。

企业有充分时间和能力对付GMP认证。通过认证以后5年有效,使药厂只重审批不重监管,也就成为各省和国家药监局腐败案的导火索。

浙江省药监局局长周航被捕,就是因为利用GMP认证的权力收受药企贿赂。

郑筱萸也在保障“生命线” 改革中,找到权力寻租场。

媒体曾经记录一个细节:2000年夏,浙江一制药公司负责人得知国家鼓励生产某种新药,便找到了郑筱萸。

郑筱萸对该公司直接送来的申报项目报告作出批示。不到一周,药监司就“飞速”地发文同意。

为此,这家药厂的负责人特意将郑海榕约到香港,送给他一张100万元港币的现金支票。

当检察官讯问郑筱萸:“如果郑海榕不是你儿子,他们会送他100万元港币吗?”

郑筱萸回答:“我想不会。因为他们是冲着我手中的权力送钱的。”

最具讽刺意味的是,郑筱萸本人曾经是假药的受害者。

有报道称,郑筱萸当年在杭州某药厂任厂长期间,因病住院,曾被注射假药,险些丧命。

据说,这正是他出任国家药监局局长后,厉行改革的动力。

然而,改革归改革,不受监督的批发大权,却由得他中饱私囊。

中国的仿制药和新药

郑筱萸受贿经过,是利用手中大权,批准药品生产和上市。

这里可以看到《我不是药神》中提到的主要矛盾:创新药和仿制药、生命和商业利益之间的矛盾。

美国FDA每年发放的新药许可只有140例,而郑筱萸在任期间却发放了15万例。

因为国内低水平的研发能力,郑筱萸主政的国家药监局规定,“未曾在中国境内上市销售的药品”都被列为新药,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新药。

以化学药品为例,中国分为6类,其中前5类都被称为“新药”,而其第3类就是仿制“已在国外上市销售但尚未在国内上市销售的药品”。

因为需要审批的药品太多,国家药监局后来不得不把第6类化学药品放到省级药监局审批。

“实际上,中国绝大多数所谓的‘新药’都是仿制药。”

某媒体援引北京某从事药品研发和报批的业内人士称,“一般国内公司跟踪国外某品种的研究进度做好试验,等国外一上市,国家药监局的门口就会有几十企业去报这个品种。”

“其实都是仿制的同一种药,这样药监局批给哪个企业,从本质上说都无所谓,批给谁不批给谁,这就是寻租的空间了。”

因为按规定一个品种只批有限的几家企业,如果同时申报的话,批准速度就成了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。

大多数厂家忙于将原来的“普药”改头换面,改变包装、剂量和用法,并加入一些无用成分,申报注册成新药。

有报道称,2004年中国注册的10009种新药全部都是仿制药,其价格却高出原来产品数十倍。

这样郑筱萸利用手中大权,滥批 “旧药翻新”, 导致大批的“旧药新药”生产和上市。

仅2004年新批新药1万零9种,与同年世界医药最发达、研发能力最强的美国相比,是美国受理148种新药申请的67.63倍。

当年知名的“齐二药”事件中的“亮菌甲素注射液”和“欣弗克林霉素注射液”都是此类新药。

药的定价虽然是由物价局决定,但是归类为“普药”还是“新特药”由药监局来决定,新特药可以企业自主定价,普药是政府指导价。

一方面,将审批大权几乎全部收归药监局,另一方面,郑筱萸要面临的是中国药品生产以仿制为主,由此造成一年要审批成本上万种所谓新药的现实。

有人说,在中国负责注册审批的几个人,要面对几千家制药企业的上千次诱惑,在缺乏必要监督的情况下,不腐败才怪。

当年,国家药监局的腐败案件,几乎都是注册腐败。

国家药监局被查处的两个司长中,一个是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,另一个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,其所在的司也是负责医疗器械的注册。

医药改革到今天,回首去看这段历史,不甚唏嘘。

《我不是药神》提到了仿制药的存在价值,提到了生命的尊严,却没有提到,仿制药的历史并没有那么美。

借电影再回看历史,对照看看中国改革的进程,对企业生存状态、资本市场的持续暴跌,可能理解会更深刻一些。

何止当年的药企面临这样的尴尬,一个行业只是经济社会的一个缩影。

几个不同的声音

电影是艺术创作,有理性思考,但也有感性成分。

对于电影中的反派,国金医药健康研究中心许菲菲、李敬雷说:

药企首先是个企业,因此我们要做的,并非以高道德标准去要求药企提供低价好药(因“罗宾汉式”不可持续),而是创造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环境,促使药企提供相对可负担的药品。

南方周末今天引用的一句话:

医药圈流传着一种说法:“靶向药之所以昂贵到要卖几万元,那是因为你买到的已经是第二颗药,第一颗药的价格是数十亿美金。”言下之意,天价药不能归罪于药企贪婪,而是研发成本巨大。

对于电影中的仿制药,南方周末的文章提醒:

印度药代购最大的问题是假药,比如不含有效成分。甚至还有更极端的案例——在中国做好假药,到印度售卖给到前去代购的中国人。 

附人民网刊登的郑筱萸《悔恨的遗书》(全文):

明天,我就要“上路”了。

此刻,我有许多话想说,这些话对现在活着的人也许“有用”,所以我不想把它带走;这些话也如鲠在喉,不吐不快,说出来我也许会感到舒服一些。

我1944年12月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。想我由一个赤条条的小男孩最后出息成为一个国家的部级官员,我的人生应该说是很成功的,我对得起父母给予我的这条生命。

随着我职务的不断变换,官越做越大,我给我的父母和家族一次又一次地带来惊喜、兴奋、自豪和骄傲,郑氏家族因我而光宗耀祖;然而,如今我以这种方式来为我的人生画上“句号”,我成为全国人民舆论的焦点,我被全国人民唾骂,我又使我的父母和家族蒙受了巨大的耻辱!

此时此刻,我真不知该对我的父母(倘若他们地下有知的话)和家族说些什么!

说句心里话,我即使是天天做梦,也梦不到我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。在中国,因“犯玩忽职守罪”而获死刑的部级高官建国以来我是第一人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“渤海2号油轮”失事,当时国务院的一位副总理给的是“记大过”的处分;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兴安岭着火,林业局长的“处分”是辞职;近期的松花江水质污染,国家环保总局的局长也是辞职了事;重庆的天然气泄漏事故,死了200多人,中石油的老总也就是个免职。

因“渎职罪”而获死刑的也有,就是重庆的“彩虹桥垮塌事件”,一名县长被判死刑,但县长属基层官员,和部级官员还没法比。

所以,当一审判处我死刑时,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,不是一般的震惊!我是部级官员哇,我没有直接杀过人哪!我的第二反应是不服!我认为量刑过重。

但是,令我没有想到的是,舆论却是一片的叫好声,大家咬牙切齿地鼓掌欢呼。这引起了我的反思。我为什么会激起这么大的民愤?

原来是我这个部门太重要了,我这个岗位太重要了,我手中的权力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!我虽然没有亲手杀人,但由于我的玩忽职守,由于我的行政不作为,使假药盛行,酿成了一起又一起惨案。

这个帐我是应该认的。我今天能死,主要是因为我这个岗位的责任太大,如果我在其它的局级或部级岗位上,即使是受贿的额度再大点,也不至于掉脑袋。

我的悲剧使我得出了一条经验,那就是当官不要当重要岗位上的官,并不是权力越大越好;再有就是当官一定要负责任!不要以为当官是什么好“玩”的事,不负责任的结果最后很可能就是我这样的下场!

从我被判死刑这件事上,彻底地看出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。王怀忠临死时就说过:看来这次中央反腐败是动真的了。我的死刑再一次证明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。

我现在最后悔的是不该从政。我1968年从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,我应该一直搞业务。如果我一直搞业务的话,毫无疑问我现在早已经是教授了,我会照样生活得很好,我也就不会落得今天这样一个结局。如果有下辈子的话,我绝不从政了!

明天我就要“上路”了,就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,我现在最害怕的是,我将如何面对那些被我害死的冤魂?我祈求他们能够原谅我、饶恕我,我这不已经遭报应了吗?

二00七年七月九日,郑筱萸绝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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